党的历史·1943年

发布者:师范学院发布时间:2011-01-07浏览次数:18

党的历史·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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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康生、凯丰、博古、邓发、张闻天、杨尚昆、彭真、高岗、叶剑英共13人。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刘少奇参加中共中央军委并任军委副主席;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助理机关。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组成,毛泽东兼书记。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兼书记。

   3月27日,张闻天发表《出发归来记》一文,精辟地论述了共产党人对调查研究应当采取的态度和进行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张闻天于1942年1月26日至1943年3月3日率领一些同志,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他在陕北地区先后调查了神府县直属乡贺家川、米脂县、杨家沟村、西川、双湖峪市镇乡,并在晋西北调查了兴县高家村。搜集整理出《贺家川8个自然村的调查》、《杨家沟地主调查》、《兴县14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等调查研究报告,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3月,由陶希圣执笔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这本书伪造和涂改中国历史,歌颂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攻击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污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变相割据”,暗示两年内要消灭共产党。它的出版,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共内战的舆论准备。5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之命运》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一系列批判文章,揭露蒋介石集团宣扬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推行国民党一党专政;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已经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要求一切真正爱国的国民党人、抗日党派和爱国同胞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提高了广大人民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内战的警惕性,促进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发展。

    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这个决定对于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渗入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以至导致后来的反特斗争的扩大化。《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决定》规定:“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9日至12日,在延安召开有2万多人参加的中央直属单位工作人员大会,动员反特斗争。《决定》的发布和反特斗争大会的召开表明,原来在延安少数机关学校开展的审查干部工作,已转变成各个机关、学校、部队的群众性反特斗争。

    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地处理面临的问题,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22日,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决定。26日,中共中央作出完全同意解放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解散后,中国共产党解除了对共产国际章程、决议所承担的义务,并完全摆脱了它的影响。

    6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并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决定阐述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决定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6月,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狂叫“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6月18日,国民党将领胡宗南到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并调动驻守河防的一部分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7月4日和6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分别致电胡宗南、蒋介石,严正抗议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反共活动。9日,延安各界群众3万余人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在解放区人民强烈抗议和全国进步人士以及国际舆论的反对下,国民党顽固派被迫停止了这次大规模反共磨擦。

    7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要他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登载下列按语:“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但是,由于党中央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未能及时纠正审干工作中已经发生的逼、供、信错误。7月15日,康生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强调“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还有一些失足的人至今没有向党坦白”,“他们要在这紧迫的时间中挽救自己,而共产党员们也要在这短促的时间内抢救他们”。报告前后,掀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10多天内搞出大批所谓“特务”,混淆了敌我,造成许多冤假错案。7月30日,毛泽东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明确规定了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8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审查干部的9条方针。10月9日,毛泽东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这样,避免了给党带来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1944年春,中共中央开始对受冤屈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赔礼道歉。毛泽东对反特扩大化承担了主要责任,进行了自我批评。并说:“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及区别对待这两点。”

    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批判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会议概括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表现,认为错误的实质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并分析了错误产生的根源。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强调,检讨错误必须采取历史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必须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的阶段,全党整风运动告一段落。全党整风运动,是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是用正确认识克服错误认识、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革命运动,也是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具有重大意义,对正确解决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是一次成功的实践。

    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了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同时举办了生产展览会。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组织起来》的讲演。在军民大生产运动中,各抗日根据地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有些游击区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创造了“劳力和武力相结合”的新的斗争形式。同时,在生产运动中,出现了实行生产劳动的初步合作的互助组、变工队等组织形式。毛泽东指出,组织起来是农民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解放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战胜了日、伪、顽对解放区的进攻和封锁造成的严重困难,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重大变化。2月,苏联军队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不久,向德军发动反攻。7月,英、美联军占领意大利南部,意大利发生政变,并于9月向英、美投降,退出法西斯同盟。9月,中、美、英在缅甸对日军开始反攻,日军逐渐陷入不利地位。

    这一年,解放区军民继续进行了英勇的反“清乡”、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恢复了大片根据地,并逐步度过了严重困难局面。3月至9月,华中的苏中、苏南、苏北区军民以外线打击敌人和内线坚持斗争相配合,粉碎了日、伪军的“军事清乡”和“政治清乡”,保存了我军的有生力量,顽强地坚持了原有阵地。7、8月份,山东军区部队打破日、伪、顽的夹击,基本上控制了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打通了鲁中、滨海、胶东各区之间的联系,大大改变了对敌斗争的形势。接着又粉碎了日伪对清河区、鲁中区的冬季大“扫荡”。9月下旬至11月中旬,冀鲁豫区军民粉碎了日伪军3万余人的大“扫荡”。10月初至11月底,太岳区军民粉碎了日、伪军两万余人的大“扫荡”。同时,华南抗日纵队也先后粉碎了日军对东莞、宝安沿海地区和海南岛地区的围攻、“扫荡”和“清乡”,巩固和扩 大了东江、琼崖解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