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历史·1941年

发布者:师范学院发布时间:2011-01-07浏览次数:30

党的历史·1941年
[作者:佚名 转贴自:人民网]


    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前进。6日,行至泾县境内的丕岭一带时,突遭国民党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抗击,奋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17日,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这一反动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22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阴谋,提出取消17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12条解决办法。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重庆也展开了猛烈的反击,揭发和抗议国民党的暴行。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广大人民和民主党派以及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名打电报斥责蒋介石,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蒋介石集团陷入空前的孤立。28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并立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着手整编部队,将全军扩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第一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政治委员郑位三,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全军共9万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

    3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2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董必武、邓颖超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承认中共和陕甘宁边区及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战士等第二个“12条”,作为共产党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条件。6日,蒋介石被迫在会上表示,保证“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8日,董必武被这次会议选举为驻会参政员。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一大规模反共活动被打退。

    3月,八路军三五九旅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和朱德总司令的指示,开进延安东南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的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12月,中共中央发出“精简节约”和“生产自救”的指示,要求解放区军民积极发展生产,保障部队供给,减轻人民负担,达到坚持长期抗战的目的。三五九旅在大生产运动中,成为全军的一面旗帜。

    5月1日,中央政治局批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边区的民意机关和政府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党员必须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的常驻议员和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开明绅士李鼎铭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5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原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以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高岗为书记。

    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地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号召全党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7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1日,又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博古等人领导的党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一些受王明影响而犯过错误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会议决定在全党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主要任务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经验,以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等错误思想。同时决定成立各地高级学习组,组织高级干部学习 。

    5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东南局与中共中央中原局合并,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成立华中军分会。中共中央华中局由刘少奇、饶漱石、曾山、陈毅、邓子恢、张云逸、郑位三、郭树勋、彭雪枫、黄克诚、张鼎丞、谭震林、刘英等组成,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华中军分会由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饶漱石、赖传珠、罗炳辉、刘炎、粟裕、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张鼎丞、谭震林、曾希圣、傅秋涛、彭明治、谭希林、叶飞、周骏鸣、张爱萍、郑位三等组成,刘少奇兼书记,陈毅、邓子恢、赖传珠、张云逸、黄克诚、饶漱石、刘炎为常委。

    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为配合德国在欧洲的进攻,把中国变成它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加紧了对解放区,特别是对华北解放区的“打荡”和“蚕食”,大搞“治安强化运动”,同时对国民党继续采取诱降的方针。在日军、伪军和顽固派军队的夹攻和封锁之下,敌后解放区进入了空前困难的时期,人民抗日武装的人数和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都逐渐缩小。从7月到11月,日、伪军分别对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山东和苏北、苏中、苏南等根据地大规模地进行“扫荡”和“蚕食”。根据地军民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围困战等多种武装斗争形式,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有效地打击了日军。同时,又派出大批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实行敌进我进,发动群众,积极巧妙地打击敌人,打破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

    9月25日,日军3500人疯狂进攻河北易县八路军部队。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班长马宝玉和战士胡德林、胡福才等5人,为了掩护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并使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主动把敌人吸引到狼牙山的悬崖绝壁,据险抵抗,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最后宁死不屈,毅然砸枪跳崖,3人壮烈牺牲,2人负伤幸存。这一壮举,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高尚品质和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英雄气概。

    11月7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文件指出,在新形势下,敌后斗争方针是坚持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各种斗争方式与敌周旋,节省和保存自己的实力。并规定人民武装力量体制应包含主力军、地方军和群众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和民兵)三部分。目前,应以扩大、巩固地方军和群众武装为中心,主力军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这样,就完善了三位一体的人民战争的军事体制,使游击战争得以空前广泛地开展起来。

    12月8日,由于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上对美、英发动突然袭击,美国和英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9日,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发表宣言指出,全世界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了。同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到最大规模,中国与各同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

    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实行“精兵简政”,要求切实整顿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反对官僚主义。“精兵简政”是克服根据地日益缩小、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和生息民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

    12月至次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举行会议,总结两年来的工作。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正确方针,要求把西南的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指出党的领导机关要熟悉国民党统治区各方面的情况,善于估计形势,运用策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互配合(不是暴露)。稍后,针对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和部分党员缺乏工作信心的情况,周恩来提出了勤业、勤学、勤交友三项任务。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对各民主党派、文化教育界人士、民族工商业者以及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地方实力派,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新华日报》等报刊,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争取中间力量,推动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发展;建设西南地区中共组织,保存和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力量。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提高了共产党的政治威望,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为坚持全民族抗战和配合敌后解放区战场的斗争,作出了贡献。

    1941年,日军为了巩固其占领区,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一些小规模的进攻战役。1月发动豫南战役,3月发动上高战役,5月发动晋南战役,9月发动第二次长沙战役,12月发动第三次长沙战役。在这些战役中,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抵抗,日军未能取得大规模的推进。国民党正面战场牵制了一部分日本侵略军,对解放区战场的反“打荡”和“反“蚕食”斗争起了配合作用。